国家弱小时 流落海外的敦煌壁画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世界上掀起了一股到亚洲腹地探险的热潮,各种名号的探险队、考察队开始在我国西北地区(古丝绸之路沿线)肆意地探险和寻宝,大量文献和文物被发掘并掠夺到世界各地,尤其是敦煌吐鲁番文献,从一开始就被各国探险家所瞩目,成为他们争夺的焦点。

敦煌吐鲁番文献流散英国的关键人物是斯坦因(1862~1943年),匈牙利裔英籍考古学家,他在英属印度政府和英国博物馆等机构的支持和赞助下,自1900至1931年,先后进行了四次范围广阔的中亚考察,其考察的重点就是我国的敦煌吐鲁番地区。1900年5月至1901年7月,斯坦因从印度经克什米尔地区进入新疆,开始第一次中亚考察,发掘了和田和尼雅两地的古代遗址,获得了大量的梵文、于阗文、佉卢文和大批文物。

1906年4月至1908年8月,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除了重访和田与尼雅外,还沿塔里木盆地的南沿,发掘了楼兰和米兰遗址,然后深入河西走廊。1907年3月12日,斯坦因到达敦煌,不久,就从一个维族商人那里听说了莫高窟发现藏经洞的消息,于是火速前往莫高窟,但因掌管藏经洞的王道士(王圆箓)外出,斯坦因未能如愿。当王道士回到莫高窟后,斯坦因再次来到莫高窟,在师爷蒋孝琬的陪同下与王道士打交道。

起初,斯坦因没有得到王道士的信任,但他利用王道士对唐僧西天取经的崇敬,给王道士编了一套他就是从印度来寻找唐僧遗典的谎话,愚昧的王道士信以为真,加上蒋师爷的再三引诱,王道士终于同意让斯坦因查看藏经洞内的经卷。斯坦因用了7天时间,查阅经卷,并将自己认为好的写卷和绘画挑选出来,用约200两白银的价钱从糊涂的王道士手中骗走了这些稀世珍宝。

1913年8月至1916年3月,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仍然是沿塔里木盆地南沿东行,发掘和田、尼雅、楼兰等遗址,而后进入甘肃,发掘了敦煌酒泉间的长城烽燧。1914年3月,斯坦因再到莫高窟,从王道士手中又获得了570件藏经洞写本、绘画,后深入居延,发掘黑水城西夏遗址,然后回到吐鲁番,在进行了相当充分的调查、准备之后,从木头沟入手挖掘,剥离木头沟石窟壁画,共获壁画90箱左右。

而后发掘阿斯塔纳和哈拉和卓古墓,向南考察库鲁克塔格山脉,访问克孜尔千佛洞。1915年5月,斯坦因返回喀什英国领事馆,将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180多箱的文献与文物重新装箱,结束了第三次中亚考察。1930年8月,斯坦因第四次进行中亚考察。由于中国政治局势自五四运动以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国各界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觉悟日益提高,所以斯坦因的第四次中亚考察自始至终都受到中国学术界的坚决反对。

也受到国民政府和新疆各级政府的多方阻拦。但是,斯坦因还是无视中国人民的抵制情绪,千方百计地闯入中国,在新疆进行了涉及考古学、地理学、气象学、人种学等方面的考察,发掘了一些遗址,搜集到一批文物。1930年11月至1931年4月间,斯坦因最后一次绕行塔克拉玛干沙漠之后,看到无法按原计划实施他的考古发掘和其他考察计划,只好灰溜溜地离开新疆,结束了第四次中亚考察。

斯坦因所获得的庞大收集品陆续运到英国,按照资助他中亚之行的印度政府和英国博物馆、印度事务部之间签署的分配方案,文献部分:凡汉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材料,归英国博物馆保存;凡于阗文、龟兹文、藏文材料,归印度事务部保存。梵文写本:用佉卢文写者归英国博物馆,用婆罗谜文书写者归印度事务部。其他文物材料如绢画、刺绣、木版画、陶器、木雕、钱币等等,在印度新德里中亚古物博物馆和英国博物馆之间平分。

伯希和(1878~1945年)是法国著名的东方学家,早年在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会即法兰西远东学院学习,曾多次奉命前往中国,为该学院购买中国古籍和文物。1905年,伯希和被委任为法国中亚考察队队长。1906年6月,伯希和率考察队由中亚进入新疆,先调查喀什三仙洞佛教石窟,然后沿丝路北道,到巴楚发掘图木舒克地区的脱古孜萨来佛寺遗址,发现大量包括精美的佛像在内的美术品,但文献资料所获不多。

在库车范围内,伯希和考察了克孜尔和库木土拉石窟,而后伯希和考察队又发掘了苏巴什东西寺址,获得了许多美术品和梵文、龟兹文和少量回鹘文文书。1907年10月,伯希和考察队到达乌鲁木齐做必要的休整。在一次偶然的会面中,伯希和从清朝官员载澜那里,得到一件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写经,汉文造诣很高的伯希和一眼便判断出它的价值。伯希和放弃考察吐鲁番的计划,直奔敦煌,于1908年2月25日到达敦煌莫高窟。

伯希和能讲流利的汉语,所以很快获得王道士的信任,被允许进入藏经洞。一进藏经洞,伯希和就被面前的稀世珍宝震惊了,在昏暗的烛光下,他以每天翻检1000件左右的速度,用了三周时间,将所有的写本过了一遍,与王道士一番交涉后,伯希和用约500两白银的价钱将敦煌写本的精华囊括而去。

伯希和考察队收集的文献材料,基本上全部入藏法国国立图书馆,美术品入藏巴黎卢浮宫,后归集美博物馆。集美博物馆1879年建于里昂,1888年迁至巴黎,是法国著名的东方古物收藏单位。1909年11月,当伯希和收集品运回巴黎后,有220多幅绘画品,21件木雕、丝织品残片和画幡、经帙等美术品,入藏于卢浮宫博物馆。

1947年,集美博物馆改组为法国国家博物馆的亚洲艺术部,收藏于卢浮宫的所有伯希和所获美术品也就转归集美博物馆收藏。美国人前往中国西陲考古的步伐晚了一步,所以美国的收藏品数量相对较少,但是美国人的野心却是很大的。华尔纳(1881~1955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曾任该校福格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1923年秋至1924年春,华尔纳率队经武威、张掖、酒泉、安西到敦煌,他们在敦煌逗留了10天。

用涂有黏着剂的胶布,剥离了莫高窟第335、321、329、320等窟唐代壁画精品十余幅,连同第328窟的一尊彩绘供养菩萨,一起掠回美国。他还买到一件《妙法莲华经》残卷,后此残卷与壁画一同入藏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1925年2月,华尔纳又组织了一个7人的考察队,并邀北京大学陈万里先生同行,做释读汉文碑铭工作。因当地民众的反对和官府的阻止

华尔纳再次剥离莫高窟壁画的阴谋没有得逞,只购得一件敦煌隋写本《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华尔纳揭取壁画的行径对敦煌壁画产生了致命的破坏,这不仅仅使完整的壁画支离破碎,而且化学制剂的使用也使得彩绘失去了昔日的光彩。

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是美国有名的中国善本书图书馆,也是除哈佛福格艺术博物馆之外,收藏敦煌吐鲁番文献最多的地方。1985年,一个普林斯顿人将其所藏的一批文献资料长期存放在葛斯德图书馆。这批文献共83件,分汉文佛典,汉文古籍,汉文世俗文书,回鹘、西夏、粟特文残卷,绢纸绘画残片五部分。除这批文书外,葛斯德图书馆还藏有一些其他来历的敦煌写本。

美国国会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等机构也因各种原因收藏了一些敦煌吐鲁番文献与文物。1902年汉堡东方学大会上,由于受到英国和俄国的影响,德国柏林民俗学博物馆的著名画家、印度艺术史专家格伦威德尔(1856~1935年)决心前往中亚考察,目标就选在了吐鲁番。1902年8月,格伦威德尔率领第一次吐鲁番考察队从柏林出发,11月底,到达吐鲁番盆地。

从1902年12月初至1903年4月初,考察队在哈拉和卓、高昌古城、胜金口、木头沟等地区进行发掘,获得古物46箱,包括写本、刻本、壁画、雕像等,并且写本中有梵文、突厥文、回鹘文、汉文、藏文、蒙文等文献。第一次吐鲁番考察队的收获震惊了德国东方学界,贪得无厌的人们决心再次派遣考察队前往新疆。他们的建议得到德国皇帝的赞同,新的考察队从皇室和教育文化部得到了充足的资金赞助。

由于格伦威德尔健康状况不佳,民俗学博物馆的另一位东方考古学者勒考克(1860~1930年)被委任为第二次吐鲁番考察队的队长。1904年11月,考察队到达吐鲁番,继续发掘高昌古城并绘制测量图,而后前往胜金口、伯孜克里克、木头沟、吐峪沟等地考察,并用切割的方法破坏性地剥取了大量的石窟壁画。

1905年12月,格伦威德尔到达喀什,与勒考克汇合,开始了第三次吐鲁番考察队的活动。考察队在图木舒克做了短暂的停留,即往库车西面的库木吐拉和克孜尔石窟考察,肆意剥取壁画,并获得大批梵文、吐火罗文、回鹘文等文献材料。1906年5月,考察队继续东行到焉耆附近,同样割取了大批佛教壁画和雕像。勒考克由于身体原因先期回国,考察队由格伦威德尔率领继续东行吐鲁番,在高昌古城和哈密一带,一直发掘到1907年4月。

俄国驻喀什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1837~1908年)也很早就开始收集新疆文物和文献。彼得罗夫斯基将他从喀什所获的一件贝叶型写本送给俄国科学院院士奥登堡(1863~1934年)加以研究,后者将其确定为梵文之外的一种用婆罗谜字母书写的中亚古语。1891年,奥登堡提请俄国考古学会东方部,敦促俄国驻喀什领事收集中亚古物并尽早派遣考察队前往中亚做考古调查。